遺囑信託之成立、生效與受託人選任-信託法第2條與第46條規定註釋
法令摘要：
遺囑信託作為結合信託法與繼承法之制度，其核心問題在於成立方式、生效時點、受託人選任及與特留分制度之衝突。依信託法第2條，信託得以契約或遺囑為之，而遺囑信託因屬死因行為，其效力依民法第1199條於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惟學說對其是否須待受託人接受或財產移轉始生效，仍存三說爭議。另一方面，信託法第46條建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任職時之補充機制，允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以維持信託制度之持續運作並保障遺囑人意思之實現。
律師註釋：
遺囑信託制度之發展，實質上係在「遺囑自由」與「繼承秩序」之間尋求動態平衡。其一方面透過信託制度之導入，強化財產管理之彈性與功能性，另一方面則須受制於民法繼承編之強制規範，尤其是特留分制度之限制。
因此，其制度評價，必須置於整體私法體系之脈絡下加以觀察。首先，遺囑信託提供一種具有持續性與組織性之財產管理工具。相較於傳統遺贈制度僅止於一次性之財產移轉，遺囑信託得透過受託人之專業管理，使財產依遺囑人之規劃長期運作，特別適用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身心障礙者照護或家族企業傳承等情形，顯著提升制度功能。
其次，該制度強化遺囑人意思之實現。透過信託架構，遺囑人得對財產之使用方式、收益分配及管理機制進行細緻規劃，避免繼承人任意處分財產而偏離其原意，從而提升遺囑自由之實質效果。
再者，遺囑信託有助於提升資產配置之彈性。信託財產可依不同受益人之需求，設計差異化之給付條件與分配方式，使財產運用更具效率與策略性。最後，在財富傳承層面，遺囑信託可避免財產於繼承時之過度分散，並降低家族內部爭議風險，成為現代高資產族群進行資產規劃之重要工具。
在規範體系上，信託法第2條確立遺囑信託之成立基礎，使信託得以透過遺囑方式設立；第46條則透過法院選任受託人機制，補足受託人缺位之制度缺口，確保信託關係之持續性；而民法相關規定，特別是第1187條與第1225條，則分別從遺囑自由與繼承保障兩端，對遺囑信託之效力加以界定與限制。
一、遺囑信託之法律基礎：信託法第2條之體系定位
遺囑信託之法律基礎，首先應自遺囑之法律性質加以釐清。遺囑本質上係遺囑人所為之單獨行為，屬典型之死因行為，其效力依民法第1199條規定，須於遺囑人死亡時始發生。此一法律性質決定了遺囑之效力範圍，原則上僅及於「遺產」，亦即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留之財產關係。對於遺產以外之事項，遺囑並無直接創設義務之效力，故無法拘束繼承人或第三人負擔超出遺產範圍之義務。
此一原則，於民法第1205條亦有具體體現。該條規定：「遺贈附有義務者，受遺贈人以其所受利益為限，負履行之責。」可知，即使遺囑中附有義務，受遺贈人之責任亦僅限於其所受利益範圍內，並不負擴張性之履行義務。換言之，遺囑制度本身並不允許遺囑人透過單方意思表示，對繼承人或受益人課以超過其受領財產範圍之負擔。因此，如遺囑內容試圖要求繼承人以自有財產履行特定義務，或對遺產以外財產為處分，於法即無拘束力。此亦可解釋為何在繼承法體系下，任何超過應繼分或遺產範圍之外之安排，即使記載於遺囑，亦難以發生實質法律效果。
在此前提下，信託法第2條規定：「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乃在既有私法體系中，引入另一種財產安排機制，使委託人得以透過契約或遺囑方式，創設信託關係。此條所確立者，乃信託成立之雙軌結構：其一為契約信託，屬於生前法律行為，須以當事人間之合意及財產移轉為要件；其二為遺囑信託，則係透過遺囑之方式，於死亡後發生效力，屬死因行為之延伸。
然而，遺囑信託雖為信託制度之一環，其成立仍不得脫離遺囑制度之基本框架。由於信託法對於遺囑之方式未設特別規定，故仍應回歸民法繼承編第1186條以下關於遺囑方式之規範，包含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及口授遺囑等法定類型。此等方式規定具有強行性質，若遺囑未符合其要式要求，即屬無效；而遺囑既無效，以該遺囑為基礎所設立之信託，自亦無從成立。此一點在學說與實務上並無爭議。
進一步而言，遺囑信託之制度設計，實際上係在「遺囑自由」與「信託功能」之間尋求結合。遺囑制度本身僅能完成一次性之財產分配，而信託制度則強調持續性之管理與運用。透過信託法第2條之規範，立法者允許遺囑人於生前即預先安排其死亡後之財產管理方式，使財產不僅止於移轉，更得依特定目的持續運作。然而，此種制度創新並未突破遺囑制度之基本限制，特別是在效力範圍上，仍以遺產為界，且不得違反特留分等強行規定。
因此，遺囑信託之本質，應理解為「以遺囑為形式之信託行為」，其成立與效力同時受信託法與民法繼承編之雙重規範所拘束。一方面，須符合信託法關於信託關係之基本結構；另一方面，亦須遵守遺囑制度之要式性、效力時點及遺產範圍限制。此種雙重法體系交錯之特性，正是遺囑信託制度在理論與實務上產生諸多爭議之根源所在。
二、三說對立
（一）死亡即時生效說
此說認為，遺囑信託係遺囑人之單獨行為，其成立與效力不以受託人之承諾或接受為必要。只要遺囑依法成立，於遺囑人死亡時即當然發生信託之效力。
此說之核心論據在於：第一，遺囑制度本質上為單方行為，若要求受託人同意，將使遺囑性質轉變為契約，違反制度設計；第二，民法第1199條已明定遺囑效力之發生時點，並無例外規定；第三，信託法第2條既承認遺囑為信託之成立方式，即應承認其於死亡時發生效力。
因此，多數學者採此見解，認為遺囑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即成立並生效，受託人之接受僅屬後續執行問題，而非成立要件。
（二）溯及效力說
此說認為，信託之成立仍須具備受託人接受及財產移轉之要素，惟為維持遺囑制度之完整性，於受託人接受後，信託效力得溯及遺囑人死亡時發生。
其理論基礎在於：信託法律關係之成立，不僅為意思表示，尚涉及財產管理關係之建立，若無受託人之承擔，則信託關係尚未具體化。因此，須待受託人接受信託財產後，始得認信託成立。惟為避免與民法第1199條衝突，乃採溯及理論予以補正。
（三）接受始生效說
此說進一步認為，信託關係之成立與效力，均須以受託人接受及信託財產移轉完成為前提。在此之前，僅存在一種「信託設立之預備狀態」，尚未形成完整之信託法律關係。
此說較強調信託之實質構成要件，認為若無受託人之承擔及財產之實際移轉，即難認信託關係已成立，否則將使信託制度流於形式。
三、通說與評析
通說多採「死亡即時生效說」，其理由可從制度體系與實務運作兩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就制度體系而言，遺囑信託既係遺囑之一種，則其效力發生時點自應與遺囑一致。若認須待受託人接受始生效，將使遺囑之效力取決於第三人之意思，與遺囑作為單獨行為之本質相違。
其次，就信託法之規範結構而言，信託之成立並未以受託人之承諾為必要要件，尤其在遺囑信託情形，更應強調委託人意思之優先性。若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尚可透過信託法第46條之法院選任機制加以補救，並不影響信託本身之成立。
再者，就實務運作觀察，若採第二說或第三說，將產生諸多難以解決之問題。例如，在遺囑人死亡至受託人接受信託之間，信託財產若遭侵害，其權利歸屬將難以判斷；又如信託財產所生孳息是否屬於信託財產，亦將陷於不確定狀態。此種不確定性，顯然不利於交易安全與法律安定。
因此，從保護遺囑人意思、維持制度一致性及確保法律安定性之角度觀之，應以「死亡即時生效說」為較為妥適之見解。至於受託人之接受與財產之移轉，則應定位為信託執行階段之問題，而非信託成立與效力發生之要件。
三、遺囑信託之財產性質：物權效力與債權效力之爭
遺囑信託之核心爭議之一，在於其對於信託財產所生之法律效果，究屬物權變動抑或僅為債權關係。此一問題不僅影響信託財產是否納入遺產範圍，亦涉及繼承人地位、遺囑執行人之權限，以及第三人交易安全等重大法律效果，因而成為學說長期爭論之焦點。
(一)債權效力說
債權效力說係以遺贈制度為類推基礎，認為遺囑信託本質上與遺贈相類似，均係遺囑人對於其財產所為之死後處分，故其法律效果亦應相同，即僅發生債權效力，而不直接發生物權變動。
依此見解，遺囑信託成立後，僅產生受託人或受益人對繼承人之請求權，其具體內容為請求繼承人依遺囑內容，將信託財產移轉或交付予受託人。於此之前，該等財產仍屬遺產之一部分，應先由繼承人依法繼承，再由繼承人履行移轉義務。
此說之體系基礎，在於我國民法對遺贈之理解。通說認為，遺贈僅發生債權效力，受遺贈人對繼承人僅享有給付請求權，而不當然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既然遺囑信託亦係以遺囑為處分工具，自得類推適用相同法理。
因此，在債權效力說之架構下，遺囑信託之運作呈現為「繼承→移轉→信託成立」之三階段結構，繼承程序仍為不可或缺之前提。
(二)物權效力說
物權效力說則自民法第1187條之文義與體系出發，主張遺囑信託應直接發生物權效力。該條規定遺囑人得以遺囑「處分」其財產，而「處分」一詞於民法體系中，通常係指法律上之處分行為，即以發生物權變動為目的之法律行為。
依此解釋，遺囑信託既屬遺囑對財產之處分，自應於遺囑人死亡時，即使信託財產脫離遺產範圍，直接歸屬於信託財產之獨立體系之中，而不再為繼承人所得繼承之標的。
在此理論下，信託財產於遺囑人死亡時即已形成一種「獨立財產團」，雖受託人尚未完成形式上之登記或交付，惟其實質權利歸屬已確定，繼承人亦不得對該財產為處分或主張權利。
此說並進一步強調，若否認遺囑信託之物權效力，將使遺囑人之財產處分須經繼承人介入始得完成，反而削弱遺囑制度所欲保障之意思自治，亦不利於信託制度作為財產管理工具之發展。
(三)實務與體系評價
就近代學說發展觀之，逐漸傾向採取物權效力說，主要理由可歸納如下。
首先，從遺囑自由原則觀察，遺囑人既得依民法第1187條自由處分其遺產，則其透過遺囑設定信託，自應被理解為一種完整之財產處分行為，而非僅產生請求權之負擔行為。若僅承認債權效力，將使遺囑人之意思須經繼承人履行始得實現，顯然削弱其效力。
其次，從信託制度之功能而言，信託之核心在於財產之獨立性與專款專用。若信託財產仍須先進入遺產並由繼承人承繼，將使信託財產暴露於繼承人債權人之風險之中，亦可能因繼承人之不作為而影響信託之成立與運作，與信託制度設計之本旨不符。
再者，從制度整體一致性觀察，若承認遺囑信託具有物權效力，則其與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人之情形相類，均可於死亡時即使財產脫離遺產，形成獨立財產體系，此亦有助於維持法律體系之整合性。
然而，即使採物權效力說，仍須注意形式法上之限制。例如，不動產之所有權變動，依民法第758條仍須經登記始得對抗第三人；動產則須依交付完成權利移轉。因此，在遺囑人死亡後至完成登記或交付之前，信託財產雖於實質上已脫離遺產，但在外觀上仍可能呈現為繼承財產之狀態，須由遺囑執行人依遺囑內容完成形式移轉。
此種「實質先行、形式後補」之結構，正是遺囑信託制度在物權效力說下之典型運作模式，亦顯示其兼具實質法與形式法交錯之特性。
四、受託人選任制度：信託法第46條之功能
遺囑信託之成立與運作，雖以遺囑人意思為核心，但實際上仍須透過受託人之承擔與執行，方能具體落實。是以，當遺囑所指定之受託人無法履行職務時，如何避免信託關係中斷，並確保信託目的得以延續，即成為制度設計之關鍵。信託法第46條即在此脈絡下，建立法院介入之補充機制，以維持信託制度之完整運作。
信託法第46條規定：「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此條係遺囑信託制度中重要之補充性規範，其核心目的在於避免因受託人之缺位，而使已成立之信託關係陷於無法運作之狀態。本條之適用係以「遺囑設計不足」與「受託人缺位」為前提，並以補充性與例外性為其制度特徵。
從體系觀察，本條與信託法第1條所揭示之信託本質相互呼應。信託制度強調財產之獨立性與目的性，一旦信託成立，即應使該財產依特定目的持續運作，而不因個別受託人之變動而影響其存續。因此，第46條之設計，正係為確保「信託關係之持續性」與「信託目的之實現」。
此外，本條亦可視為對前述「死亡即時生效說」之制度補強。既然遺囑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即已成立並生效，則即使受託人尚未接受或無法履職，信託關係仍應存在，並透過法院選任新受託人加以補充，而非因此否定信託之成立。
信託法第46條之適用，須具備若干要件，始得啟動法院選任程序。
首先，須有有效成立之遺囑信託，且遺囑中已明確指定受託人。若遺囑本身未設信託或未指定受託人，則應另依信託成立之一般規範處理，而非直接適用本條。
其次，該受託人須發生「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之情形。所謂拒絕，係指受託人明確表示不願承擔受託人職務；所謂不能，則包括死亡、喪失行為能力、法人解散或其他客觀上無法履行職務之情形。此一要件之判斷，應依具體事實加以認定，並以是否足以影響信託運作為判斷基準。
再者，遺囑中不得已另設替代機制。若遺囑人已預先指定備位受託人，或設有受託人不能履職時之處理方式，則應優先依遺囑內容處理，而無適用第46條之餘地。此亦係私法自治原則於信託制度中之具體展現。
依信託法第46條規定，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之主體，並不限於單一類型，而係採取開放式設計，以確保信託利益得以充分保護。
首先，受益人自屬最直接之利害關係人，其權利實現有賴於信託之運作，自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
其次，遺囑執行人於遺囑執行過程中，負有確保遺囑內容得以實現之責任，當受託人無法履職時，自亦得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法院介入。
此外，其他利害關係人，如信託財產之管理相關人或與信託目的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亦得提出聲請。此一設計有助於擴大監督範圍，避免因特定主體不作為而影響信託運作。
最後，檢察官亦得依職權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尤其於公益信託或涉及公共利益之情形，更具重要意義。此反映信託制度在特定情境下，已超越純粹私法關係，而具有一定之公共性質。在程序上，法院應審酌信託目的、財產性質及受益人利益，選任適當之受託人，以確保信託關係之順利運作。
信託法第46條之設計，具有多重制度功能。首先，其具備補充遺囑不足之功能。遺囑人於設立信託時，未必能預見所有可能情形，尤其受託人之變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本條提供一種事後補救機制，使信託不致因遺囑設計不周而失效。
其次，本條確保信託關係之持續性。信託制度之核心在於長期財產管理與目的實現，若因受託人缺位即導致信託中斷，將嚴重削弱制度功能。因此，透過法院選任新受託人，使信託得以無縫銜接，具有重要意義。
再者，本條有助於保障遺囑人意思之實現。遺囑信託本質上係遺囑人對其身後財產之安排，若因受託人因素而無法執行，將違背其真意。本條透過公權力介入，使遺囑人之意思得以繼續實現。
然而，制度亦須與私法自治原則相調和。若遺囑中已明確設置替代受託人或終止條款，則應優先尊重遺囑人之安排，而非逕由法院介入。此不僅符合契約自由與遺囑自由之基本精神，亦有助於維持法律關係之可預測性。
綜上所述，信託法第46條透過「法院補充選任」機制，成功建立一套兼顧信託持續性與私法自治之制度設計，使遺囑信託得以在多變之現實情境中，仍能穩定運作並實現其設立目的。
五、遺囑信託與繼承法之衝突：特留分問題
遺囑信託作為遺囑自由之重要展現，其本質在於遺囑人對於身後財產之規劃與長期管理安排。然而，該制度在運作過程中，經常與繼承法上之強制規範產生衝突，尤以特留分制度最具代表性。此一衝突，涉及遺囑自由與繼承人最低保障之平衡，亦關係信託制度之效力界限。
民法第1187條明定，遺囑人於不違反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其遺產。此條揭示遺囑自由原則，承認個人對於財產死後分配具有高度自治空間。然而，民法第1225條同時規定，繼承人之特留分如受侵害，得行使扣減權。特留分制度係對遺囑自由之限制，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特定近親繼承人之基本生活利益，避免遺囑人過度偏離家庭倫理秩序。在此雙軌制度下，遺囑信託雖得作為遺產處分工具，但仍不得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否則即產生法律上之調整機制。
當遺囑信託之內容侵害特留分時，其法律效果如何，學說上主要存在兩種見解。
（一）無效說
無效說認為，特留分制度屬強行規定，具有最低保障性質，凡違反特留分之遺囑處分，應認為自始無效。依此見解，若遺囑信託之設立侵害特留分，則其相關部分應不生效力，甚至可能影響整體信託結構。
此說之優點在於強化特留分之保障效果，使繼承人之最低權益獲得最直接之保護。然而，其缺點在於過度限制遺囑自由，並可能導致遺囑整體安排失效，影響法律安定性。
（二）扣減權說
扣減權說則認為，遺囑信託即使侵害特留分，仍不因此當然無效，而係賦予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之機會，以回復其應有之權益。依此見解，遺囑信託原則上仍為有效，僅於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時，就侵害部分發生減縮效果。此說兼顧遺囑自由與繼承人保障，為目前通說及實務所採。
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279號判例明確指出，侵害特留分之遺贈，並非當然無效，而僅得由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此一見解確立我國實務上之基本立場，即採取扣減權說，而非無效說。
此一判例雖係就遺贈所為之判斷，然因遺囑信託同屬遺囑處分之一種，其法律性質與遺贈具有高度類似性，故實務上普遍認為該見解亦應類推適用於遺囑信託。
因此，當遺囑信託侵害特留分時，原則上不影響信託之成立與存續，而係透過扣減權之行使，調整財產分配結果。
關於特留分扣減權之法律性質，通說與實務多認為其屬於「物權形成權」。此一性質認定，對於權利行使之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扣減權一經合法行使，即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無須經相對人同意或法院確認，具有形成權之特徵。其次，其效果具有溯及力，即自遺囑效力發生時起，對於侵害特留分之部分予以減縮，使該部分財產回復於特留分權利人。此種溯及效果，有助於確保特留分之完整保障。再者，在遺囑信託之情形，扣減權之行使可能導致信託財產範圍之縮減，甚至影響信託結構本身。因此，在實務上，如何計算扣減範圍、調整受益權比例，乃成為重要問題。
遺囑信託與遺贈同為遺囑制度下之財產處分方式，然其法律性質與制度功能仍存在顯著差異，有必要加以區辨。首先，二者均屬遺囑行為，係遺囑人基於單獨意思表示所為之法律行為，不以相對人承諾為必要。其次，二者均於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符合民法第1199條所確立之死因行為原則。再者，二者均涉及財產處分，均可能影響繼承人之權益，並受特留分制度之限制。
然而，遺囑信託與遺贈在制度本質上仍有重大差異。首先，遺贈係單純之財產給付關係，其目的在於將特定財產移轉予受遺贈人，法律關係較為單純。相對而言，遺囑信託則涉及持續性之財產管理與運用，其核心在於透過受託人之管理，使財產依特定目的長期運作，具有高度組織性與持續性。其次，受益權之性質亦有所不同。遺贈之受益人於取得財產後，即享有完整所有權；而遺囑信託之受益人則僅享有受益權，其內容依信託條款而定，並不等同於所有權。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817號判決指出，遺囑信託與遺贈雖同為遺囑所為之單獨行為，但其法律性質與功能不同，不宜混同適用相關規範。此一見解強調，遺囑信託具有獨立之制度價值，應依其本質加以解釋，而非完全依附於遺贈制度。
遺囑信託在與特留分制度之衝突中，實務採取扣減權說，以維持遺囑自由與繼承保障之平衡；同時，在與遺贈制度之比較中，則應明確認識其作為「持續性財產管理機制」之特殊性，方能正確掌握其法律定位與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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