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規定註釋-死因贈與特留分扣減
民法第1225條規定：
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
說明：
關於死因贈與是否得為扣減之標的，學說上有肯定與否定之對立見解，茲分述如下；
否定說的觀點
死因贈與作為生前行為：
死因贈與雖在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但本質上仍屬於生前行為。與一般的生前贈與相同，一般贈與並未明文規定為特留分扣減的標的，故死因贈與也應如此。民法第1225條明確指出，僅遺贈為特留分扣減的標的。若無明確修法，死因贈與不應包括在內。
此說學者認為，死因贈與就其於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之點，雖與遺贈無異，然此種贈與究不失為生前行為，與一般贈與同，一般贈與既無扣減明文，死因贈與自不得扣減，自不待言（胡長清，中國民法繼承論，民國60年9月版，256頁。）。
亦有學者認為，死因贈與雖與遺贈同，係所謂死後處分，且其標的物尚未給付，無庸顧慮對第三人之法律關係，但因民法第1225條明定僅遺贈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故除非修法有明文，否則仍不以死因贈與包括在內（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繼承法，318頁。）。
肯定說的觀點
雖然死因贈與屬於生前行為，但其在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與遺贈的法律效果相似。因此，應將其視為特留分扣減的標的，這與民法的立法精神並無牴觸。若不將死因贈與納入特留分扣減範疇，將使被繼承人可以通過死因贈與來規避特留分的規定，使特留分制度形同虛設。
多數學者則採肯定說，惟其理由各有不同，有學者認為死因贈與係屬生前行為，故與遺贈有別，然就其於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之點觀之，則與遺贈無異，我國民法不許對於贈與行扣減者，當不外尊重受贈之人之既得權，與避免法律關係之錯綜複雜，死因贈與其情形與一般贈與不同，不發生此類問題，則使其得行扣減，與我國民法上之立法精神，並無牴觸（羅鼎，民法繼承論，民國67年11月版，267頁。史尚寬，前揭書，577頁。戴炎輝，中國繼承法，民國64年7月版，290頁。）。
另有認為，死因贈與亦係所謂死後處分，且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被繼承人竟可以死因贈與而達成規避扣減之目的，則特留分制度將形同虛設。同理，為第三人無償之死因處分，亦應採積極解釋（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405頁。）。
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固為民法第1225條所明定，然同法第1187條規定，遺囑人於不違反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是如被繼承人以遺囑為遺贈或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生活。」
前述多數實務見解大多片段式針對具體案例中之遺囑行為表示意見，本件判決綜合多數實務見解，將遺贈、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均解為得為扣減之標的，既稱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則遺囑信託或死因贈與，亦應包括在內。解釋論，不受限於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而從民法第1187條導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遺囑信託等，亦得為扣減之標的，此種見解殊值贊同。
遺囑處分與特留分：
特留分權利人若因遺贈或死因贈與受侵害，可行使扣減權。雖然民法第1225條明定僅遺贈為特留分扣減的標的，但法院認為應將遺贈、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同視為死因處分，均解為得為扣減之標的。
死因贈與的處理：
雖然民法未明確規定死因贈與是否適用特留分扣減，但從實質論點來看，死因贈與與遺贈均為無償給予財產的行為，且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效力，因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187條。特留分權利人可針對死因贈與行使扣減權，以保障其特留分。在此情況下，扣減的部分應從遺產中返還給特留分權利人，以確保其最低遺產份額。
若就形式論而言，民法第1187條所規定之可能侵害特留分之法律行為，僅限於以遺囑為之者，而死因贈與非依遺囑為之，似非扣減之標的；惟就實質論言，死因贈與與遺贈均為無償給予財產之行為，且原則上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效力，也因此日本民法第554條規定死因贈與，依關於遺贈之規定。於我國民法上雖無明文，但將死因贈與類推適用民法第1187條，似無不可。亦即死因贈與亦應在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況且，所謂特留分乃係以遺產之一部分保障特留分之權利人，僅以遺產及繼承開始存在之財產為扣減之標的，而死因贈與之財產正是屬於繼承開始存在之財產，因此將死因贈與解為扣減標的之一，並未與我國民法之立法精神相違背（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09年10月版，339頁。）。
按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225條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187條規定，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是如被繼承人以遺囑為遺贈，或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權利。
關於死因贈與是否得為扣減之標的，學說上有肯定與否定之對立見解，茲分述如下：1.否定說採此說之學者認為，死因贈與就其於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之點，雖與遺贈無異，然此種贈與究不失為生前行為，與一般贈與同，一般贈與既無扣減明文，死因贈與自不得扣減，自不待言15。胡長清（1966），《中國民法繼承論》，頁256。
亦有認為，死因贈與雖與遺贈同，係所謂死後處分，且其標的物尚未給付，無庸顧慮對於第三人之法律關係，但因民法1225條明定僅遺贈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故除非修法有明文，否則仍不宜使死因贈與包括在內。有學說認為死因贈與不為特留分扣減之對象，此類論者不傾向將死因贈與置於遺贈一節中互相比較，而僅在特留分扣減一節提及死因贈與，例如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2010），《繼承法》，頁318，台北：自版。
2.肯定說多數學者採肯定說，惟其理由各有不同。有學者認為，死因贈與係屬生前行為，故與遺贈有別，然就其於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之點觀之，則與遺贈無異，我國民法不許對於贈與行扣減者，當不外尊重受贈之人之既得權，與避免法律關係之錯綜複雜，死因贈與其情形與一般贈與不同，不發生此類問題，則使其得行扣減，與我民法之立法精神上，並無牴觸。羅鼎（1949），《民法繼承論》，頁267上海：會文堂新記。史尚寬（1966），《繼承法論》，頁457，台北：自版
亦有認為，我國特留分之扣減僅限於遺贈與應繼分之指定，故其適用範圍大受限制，有悖保護法定繼承人之立法意旨，外國立法例，如德國民法第2303條，瑞士民法第523條，均以死因處分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又從贈與發生效力之時期來說，遺贈與死因贈與並無不同，故死因贈與解釋得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為妥18。戴東雄（1999），《繼承法實例解說（一）》，修訂10版，頁214，台北：自版。
另有認為，死因贈與亦係所謂死後處分，且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被繼承人竟可以死因贈與而達成規避扣減之目的（生前贈與及生前特種贈與又均不得為扣減之標的），則特留分制度將形同虛設，同理，為第三人無償之死因處分，亦應採積極解釋。陳棋炎、黄宗樂、郭振恭合著（2010），《民法繼承新論》，6版，頁342（黃宗樂），台北：三民。
死因贈與在法律上有其獨特性，它在贈與人死亡時發生效力，類似於遺贈。這種贈與不同於一般的生前贈與，因為它依附於贈與人的死亡這一條件才發生法律效力。對死因贈與是否應被視為特留分扣減的對象進行了詳細的探討。考慮到死因贈與與遺贈在法律效果上的相似性，對於是否將其納入特留分扣減的範疇存有合理的疑義，對於是否將死因贈與納入特留分扣減的範疇，需要進一步的審查和確認遺產總額及特留分的具體計算。
「倘曾安祥為死因贈與，曾安祥之其他繼承人即上訴人仍有特留分等情，原審恝置不論，同屬理由不備。」87年度台上字第648號判決則先比較了死因贈與及一般贈與之不同、死因贈與及贈與之類似之處，認為「查民法繼承編對死因贈與既未設有任何規定，自於上揭有關特留分扣減之規定中，亦未對死因贈與應否為特留分之扣減設有規定。至民法不以同法第406條以下所定之贈與為特留分扣減之對象，考其緣由，應為尊重此種生前已發生效力之贈與，其受贈人之既得權益，及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死因贈與及遺贈，均不發生此類問題。準此，能否謂死因贈與，無上述就遺贈所設特留分扣減規定之類推適用，自滋疑義。」雖未正面肯定「死因贈與應為特留分扣減之對象」…「如認有上述特留分扣減規定之類推適用者，則曾張員妹生前之財產，是否除曾安祥死亡後，系爭財產中由曾張員妹繼承部分外，尚有其他財產，既攸關其繼承人即上訴人應得之數是否不足，而應否扣除其特留分，亦有待詳予調查審認之必要。」故應可認定最高法院採扣減肯定說。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77號判決)
瀏覽次數：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