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稅計算及課稅結構之解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規定註釋
法令摘要：
遺產稅制度係現代租稅法體系中兼具財政功能與社會政策目的之重要稅目。我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以課稅遺產淨額為基礎，採三級累進稅率課徵遺產稅，並結合第17條及第17條之一之扣除額制度，以及第12條之一之物價調整機制，形成完整之課稅架構。本文從法條體系出發，分析遺產稅之課稅基礎如何由「遺產總額」經扣除各項法定減項轉化為「課稅遺產淨額」，進而適用累進稅率。其次，本文探討各類扣除額之法理基礎，包括扶養關係、社會保護及重複課稅排除等功能，並分析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特殊性。再者，針對第12條之一所建立之物價指數調整機制，說明其對維持稅制實質公平之意義。最後，本文從憲法保障財產權與量能課稅原則出發，評析遺產稅之累進稅率設計在財富重分配與經濟發展間之平衡，並指出現行制度於公平性與效率性間之張力。我國遺產稅制度已具備完整體系，但仍有精進空間，特別是在扣除額合理化及稅率結構調整方面，值得持續檢討。
律師註釋：
我國現行遺產稅制度，已建立相對完整之法制架構，在體系結構上，透過第13條之累進稅率、第17條及第17條之一之扣除制度，以及第12條之一之物價調整機制，形成一套具備內在邏輯與相互配合之課稅體系。此一制度設計，使遺產稅得以兼顧課稅公平與制度穩定性。現行制度透過累進稅率與扣除額設計，適度反映納稅能力差異，並兼顧家庭保障與社會弱勢保護，展現租稅制度之多元功能。透過物價調整機制之引入，使稅制得以隨經濟變動而調整，避免因通貨膨脹而產生實質不公平，提升制度之長期適應性。
一、問題意識：遺產稅之課稅基礎與制度功能之再檢討
遺產稅係以被繼承人死亡為契機，對其生前所累積之財產進行課徵之租稅，屬於典型之財產移轉課稅類型。其與所得稅制度之最大差異，在於課稅對象並非財富之生成過程，而係針對財富累積結果所為之課徵。因此，遺產稅不僅涉及財政收入之取得，更深刻牽涉財富分配、世代正義與憲法保障財產權等多重價值之調和。
從租稅法理觀察，遺產稅制度之設計，必須同時回應三項基本要求：其一為國家財政需求，即確保政府得以透過課稅取得必要財源；其二為租稅公平，特別是透過對高額財富之課稅，以調節財富集中現象；其三則為財產權保障，即課稅不得逾越憲法容許之界限，而形成實質沒收或過度侵害私人財產之結果。此三者間往往存在結構性張力，亦使遺產稅制度成為租稅法中最具爭議性之領域之一。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之規定，我國遺產稅並非以「遺產總額」直接作為課稅基礎，而係以「課稅遺產淨額」為計算核心。亦即，須先將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留之全部財產予以彙總，再依法扣除各項法定扣除額及免稅額後，始得計算應納稅額。此一制度設計，顯示立法者並未採取單純「總額課稅」模式，而係透過層層減項機制，使課稅基礎更貼近納稅義務人實際可支配之經濟能力。
進一步而言，遺產稅制度之核心問題，實質上即在於如何將「形式上存在之遺產總額」，轉化為「實質上可反映負擔能力之課稅淨額」。此一轉化過程，涉及對家庭結構、扶養關係、既存債務、社會政策及財產實質價值之全面考量。若僅以總額課稅，將可能忽略繼承人實際負擔情形，導致課稅過重；反之，若扣除過多，則可能侵蝕稅基，影響財政收入。因此，如何在課稅基礎之認定上取得合理平衡，正是遺產稅制度設計之關鍵所在。
二、法條體系：第13條課稅結構之整體定位
從體系解釋觀點出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並非孤立規範，而係整體遺產稅課徵機制之核心條文，其功能在於統整課稅基礎與稅率適用之關係。依該條規定，遺產稅之計算程序，可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遺產總額之確定。此一階段係依同法相關規定，將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留之一切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予以全面評價並加總，形成形式上之財產總量。
第二階段，為課稅基礎之調整，即自遺產總額中減除第17條所規定之各項扣除額、第17條之一之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以及第18條所定免稅額。此一階段乃整體制度之關鍵所在，其目的在於排除不應課稅或不宜課稅之部分，使課稅基礎更符合實質負擔能力。
第三階段，則係對經扣除後所形成之「課稅遺產淨額」，依第13條所定之累進稅率計算應納稅額。此一階段，乃將已調整之課稅基礎，透過稅率結構轉化為具體稅負，並反映不同財富規模間之差異。
上述三階段結構，構成遺產稅課徵之基本邏輯，亦顯示第13條在整體制度中之樞紐地位。值得特別強調者，在於課稅基礎並非固定不變，而係經由扣除制度動態調整之結果。此一設計，正是量能課稅原則之具體展現，亦即國家在課徵租稅時，應依納稅義務人之實際經濟能力為衡量標準，而非僅依形式上之財產數額。
此外，從體系整體觀察，第13條之功能在於「連結課稅基礎與稅率」，而第17條及第17條之一則負責「界定課稅範圍之合理性」，第12條之一則透過物價調整機制，維持制度之長期穩定性。三者相互配合，形成一套兼具法律明確性與經濟彈性之遺產稅課徵體系。
綜上所述，第13條不僅係稅率規範，更係整個遺產稅制度運作之核心樞紐。其所建立之三階段課稅結構，不僅體現量能課稅原則，亦使遺產稅制度得以在財政需求與租稅公平之間取得相對平衡，並為後續扣除制度與調整機制提供運作基礎。
三、累進稅率之設計與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所建構之稅率制度，係以課稅遺產淨額為基礎，採取三級累進稅率結構。依現行規定，遺產淨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者，適用百分之十之稅率；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者，課徵五百萬元，並就超過五千萬元部分按百分之十五課徵；超過一億元者，則課徵一千二百五十萬元，並就超過一億元部分按百分之二十課徵。此種設計，使稅負隨財產規模逐級遞增，形成具有明確階層差異之稅率結構。
從租稅法理觀之，累進稅率之核心在於實現量能課稅原則。遺產規模愈大，代表繼承人所取得之經濟能力愈高，其負擔較高比例之稅負，具有正當性。此一制度安排，不僅反映納稅能力差異，亦具有一定程度之財富調節功能。透過對高額遺產課以較高稅率，國家得以在不直接干預財產所有權之情況下，對財富集中現象進行間接調整，從而回應社會公平之要求。
然而，累進稅率之設計並非僅以公平為唯一考量，尚須兼顧經濟效率與制度可行性。過高之邊際稅率，可能誘發租稅規避行為，例如透過生前贈與、海外資產配置或複雜法律結構降低稅負，進而削弱稅制之有效性。亦可能影響資本累積與投資意願，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稅率之設定，必須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從制度沿革觀察，我國遺產稅制度曾採取高度累進之稅率結構，最高邊際稅率曾達百分之五十。該制度雖在形式上強化財富重分配功能，然在實務運作中，亦產生資本外移與租稅規避之問題，影響稅收效果與經濟發展。基於此，立法者於後續改革中，逐步調降稅率並簡化級距，曾一度改採單一稅率制度，以降低避稅誘因並提升納稅依從度。
近年則再度調整為三級累進稅率，顯示政策方向由過度強調效率轉向重新兼顧公平。現行制度透過較為溫和之累進幅度（10%、15%、20%），在維持財富調節功能之同時，避免過高稅率對經濟行為產生過度扭曲。此一設計，實質上反映立法者在「租稅公平」、「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力」三者之間所進行之折衝與調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遺產稅稅率之調整，亦與特定政策目的相結合。例如，近年稅率提高所增加之稅收，部分被指定用於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之財源，顯示遺產稅已不僅為一般財政收入工具，更具備社會福利政策之延伸功能。此種「目的性財政連結」，使遺產稅之正當性基礎由單純財政需求，進一步擴展至社會政策領域。
綜合而言，第13條所採之累進稅率制度，乃在多重價值衡量下所形成之結果。一方面，其透過稅率差異實現量能課稅與社會公平；另一方面，亦透過控制最高稅率水準，避免對資本流動與經濟發展產生過度不利影響。此種兼顧公平與效率之制度設計，構成現行遺產稅制度之核心特徵，亦為未來制度調整之重要參考基礎。
四、扣除額制度之法理基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所建立之扣除額制度，係整體遺產稅課徵架構中之核心調整機制。其主要功能，在於將形式上之遺產總額轉化為符合實質負擔能力之課稅基礎，使遺產稅之課徵不致流於機械式之總額課稅，而能反映繼承人實際所得之經濟利益。從體系觀察，第17條不僅具有技術性減項之功能，更蘊含多重法政策考量，其規範目的可歸納為以下四大面向。
（一）扶養與家庭保障功能：家庭經濟共同體之承認
首先，第17條第1款至第3款所規定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係以家庭作為基本經濟單位之理念為基礎。於現代社會中，家庭成員之財產往往具有高度共同性與依附性，被繼承人之財產不僅係個人所有，更承載家庭生活之維繫功能。因此，於遺產稅課徵時，若未考量家庭成員之扶養關係，而逕以全部財產課稅，將可能對家庭基本生活造成不當影響。
特別是對於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法律另設有依年齡加計扣除之規定，顯示立法者已考量其尚未具備獨立經濟能力，需仰賴遺產維持生活與成長。此一制度安排，實質上係將「扶養需求」納入課稅考量，使遺產稅制度不僅反映財產數量，更兼顧家庭結構與生活保障。
（二）社會弱勢保護功能：租稅制度之社會福利面向
其次，第17條第1項第4款對於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及精神衛生法所定嚴重病人，提供額外扣除額，體現租稅制度之社會政策功能。此一規範乃基於弱勢保障之理念，認為特定群體因身心狀況限制，其生活成本較高，經濟自主能力較低，故應於課稅時給予特別考量。
從法理上觀察，此類扣除額可視為量能課稅原則之延伸。即納稅能力之評估，不應僅以財產數額為準，尚須考量納稅義務人之實際生活負擔與支出需求。透過提高扣除額，實質上降低其課稅基礎，達到租稅減輕之效果，進而實現租稅公平與社會正義之目標。
（三）避免重複課稅：時間因素之納入
再者，第17條第1項第7款針對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一定期間內（六年至九年）所繼承且已納遺產稅之財產，設有遞減扣除機制。此一規範之目的，在於避免同一財產於短期間內重複課稅，導致稅負過重之不合理結果。
具體而言，該款依時間長短設計不同扣除比例（80%、60%、40%、20%），反映財產持有期間對課稅正當性之影響。若財產在短時間內多次因繼承而移轉，則其實質經濟利益並未顯著增加，若仍全額課稅，將違反比例原則。透過遞減扣除機制，立法者將「時間因素」納入課稅考量，使稅負更趨合理。
（四）淨額課稅原則：課稅基礎之實質化
最後，第17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分別就被繼承人生前未繳納之稅捐、罰鍰、罰金、確實存在之債務，以及喪葬費用與遺產管理必要費用，允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此一規範直接體現「淨額課稅原則」，即僅就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淨財產課徵遺產稅。
從經濟實質觀點而言，債務與相關費用會直接減少繼承人最終可取得之財產，若不予扣除，將導致對不存在之利益課稅，違反租稅公平原則。因此，此類扣除項目之設計，具有基礎性與不可或缺性，乃確保遺產稅制度合理運作之核心要素。
此外，喪葬費用採定額扣除之方式，亦反映立法者在簡化行政程序與精確評價之間所作之折衝。透過統一標準，既可減少爭議，亦可提高制度操作之效率。
綜合而言，第17條之扣除額制度，並非單純之技術性規定，而係融合家庭保障、社會政策、避免重複課稅及淨額課稅等多重法理之制度設計。其功能在於將形式上之遺產總額轉化為符合實質經濟能力之課稅基礎，使遺產稅之課徵得以兼顧公平性與合理性。透過此一制度安排，遺產稅不僅成為財政收入之來源，更成為調節社會與經濟關係之重要法律工具。
五、農業用地扣除制度與政策誘導功能（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6款）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6款，針對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明定得自遺產總額中全數扣除。此一規範與一般扣除額制度不同，其不僅係為反映納稅能力而設，更具有明確且強烈之產業政策與土地利用導向，屬於典型之「政策性租稅優惠」。
首先，該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農業生產體系之穩定。農業用地具有生產性資產之特性，其價值並非僅在於市場交易價格，更在於其持續耕作所創造之經濟與社會功能。若對農地課徵遺產稅而未設扣除，繼承人可能因無力負擔稅負而被迫出售土地，進而破壞農業生產結構。因此，透過全額扣除制度，立法者意圖避免農地因稅負因素而流失。
其次，此一規範亦具有防止農地過度商品化之功能。在市場機制下，農地易因開發利益而轉為非農業用途，若未加以限制，可能導致農地資源快速減少。遺產稅扣除制度透過減輕農地持有之稅負成本，使繼承人較有誘因繼續持有並從事農業使用，而非將土地出售以換取短期利益。
再者，本規定亦具有鼓勵土地持續利用之政策效果。法律明定，承受農業用地之繼承人或受遺贈人，須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繼續作農業使用，否則應補繳原應納之稅賦。此一「附條件免稅」之設計，使租稅優惠與土地利用狀態直接連結，形成一種行為誘導機制。換言之，納稅義務人欲享有租稅優惠，須履行持續農用之義務，否則即喪失優惠資格並須補稅。
從法理上觀察，此類制度屬於附負擔之租稅優惠，其本質在於以稅負減免作為誘因，引導納稅義務人之經濟行為。與一般無條件扣除不同，該規定強調「形式取得」與「實質使用」之一致性，避免納稅義務人僅為享受租稅利益而短期持有農地。另法律亦設例外情形，如因承受人死亡、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用途者，不在補稅之列，顯示立法者已考量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情形，以維持制度之合理性。
綜合而言，農業用地扣除制度不僅係遺產稅課徵中之技術性規範，更係結合土地政策與產業發展之重要工具。其透過附條件之租稅優惠設計，使遺產稅制度得以發揮經濟誘導功能，並在財政目的之外，兼顧農業永續與土地利用之公共利益。
六、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扣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之一）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之一，係將民法上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納入遺產稅扣除範圍之重要規定。依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配偶一方得請求分配雙方婚後財產之差額，此一請求權本質上係夫妻財產共同累積之結果，並非單純繼承所得。因此，若未於遺產稅制度中加以處理，將可能導致對同一財產之重複課稅。
首先，該條規定之核心意義，在於避免夫妻財產之重複課稅。被繼承人死亡時，其名下財產形式上屬於遺產，但其中部分實質上係夫妻共同累積之成果，應有一部分歸屬於生存配偶。若不允許扣除該分配請求權，則將使該部分財產同時被視為遺產並課稅，與實質財產歸屬不符。因此，透過扣除制度，立法者將此類財產排除於課稅基礎之外，以維持課稅之合理性。
其次，本規定亦體現對婚姻財產制度之尊重。婚姻關係不僅係身分關係，亦涉及財產共同經營與分配機制。將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納入扣除範圍，顯示稅法已與民法制度相互銜接，避免因不同法律領域之規範差異而產生不一致之結果。此種制度整合，有助於提升法律體系之整體一致性。
再者，該條規定亦反映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課稅之基礎應為實際歸屬於被繼承人之財產，而非僅依形式登記或名義認定。透過扣除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實質上係將不屬於被繼承人最終財產範圍之部分予以排除，使課稅基礎回歸真實經濟利益。
然而，第17條之一亦設有重要限制，即納稅義務人須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一年內，實際給付該請求權金額予配偶。若未於期限內給付，則稽徵機關得於一定期間內就未給付部分追繳稅款。此一規範顯示，立法者並不僅重視形式上之權利存在，更強調其實際履行。亦即，扣除之成立須以權利實現為前提，否則即視為不具備扣除正當性。
從制度設計觀察，此種「事後追繳機制」具有防止濫用之功能。若僅憑形式申報即可扣除，納稅義務人可能利用制度漏洞，虛報或延後履行請求權，以降低稅負。透過設置期限與追繳規定，可確保扣除額之適用建立於真實財產移轉之基礎，從而維護課稅公平。
綜上所述，第17條之一所建立之扣除制度，兼具避免重複課稅、尊重民法制度及落實實質課稅原則之功能，並透過履行期限與追繳機制，確保制度運作之嚴謹性與正確性。此一規範之設計，充分展現遺產稅制度在處理家庭財產關係時之精緻化與制度整合能力。
七、金額單位規範與法律明確性之確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2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2條明定，本法所涉各種金額均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此一規定雖屬形式性條文，內容簡潔，然在整體租稅法體系中，卻具有不可忽視之基礎性意義，關係到法律適用之確定性與計算結果之一致性。
首先，就租稅法律關係之性質而言，稅捐債務原則上以金錢給付為內容。國家之財政收入與支出，均以貨幣為媒介，故稅法中各項金額之計算，必須建立在明確之貨幣單位之上。第12條透過統一規定以新臺幣為計算基準，確保所有課稅行為具有一致之衡量標準，避免因貨幣種類不同而產生換算誤差或爭議。
其次，此一規範亦具有避免貨幣混淆之功能。在現代經濟活動中，跨境資產與外幣交易日益普遍，被繼承人之財產可能包含多種貨幣形式。若法律未明確規定統一貨幣單位，則在遺產評價及稅額計算時，將可能因匯率適用時點或計算方式不同而產生爭議。第12條之規定，使所有財產最終均須換算為新臺幣進行評價，從而建立清楚且可操作之計算基準。
再者，從法治國原則出發，租稅法規應具備高度明確性，以使納稅義務人得預見其稅負範圍。第12條透過簡單明確之規定，排除不確定因素，有助於提升法律安定性與可預測性，並減少稅務實務中因計算基準不同所產生之爭議。此一規範雖屬技術性條文，但實際上為整個遺產稅計算體系之基礎前提。
綜合而言，第12條之制度意義，在於確立統一之金額衡量標準，使遺產稅之計算得以在一致且明確之基礎上進行，從而維持法律適用之穩定性與精確性。
八、物價調整機制與實質課稅公平之維持（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2條之一）
隨著經濟環境之變動與物價水準之上升，若稅法中各項金額長期維持不變，將可能導致課稅基礎逐漸偏離實際經濟狀況，進而產生不公平之結果。為因應此一問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2條之一建立物價指數連動之調整機制，使免稅額、課稅級距及各項扣除額得隨經濟變動而適時調整。
依該條規定，當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次調整累計上漲達百分之十以上時，自次年起應按上漲程度調整相關金額。其調整項目包括免稅額、課稅級距、部分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以及各類扣除額等。此一設計，使遺產稅制度具備「自動調整」之功能，而無須頻繁透過立法修正即可反映經濟變動。
從法理觀察，第12條之一之核心在於維持實質課稅公平。若未設此機制，隨著通貨膨脹，原本設計之免稅額與扣除額將逐漸縮水，使納稅義務人實際負擔之稅負增加，甚至可能將原本不應課稅之中小額遺產納入課稅範圍，形成「隱性加稅」之效果。透過CPI連動調整，法律得以確保各項金額在實質上維持其原有功能，避免因物價變動而扭曲課稅結果。
此外，該條亦明定由財政部於每年年底前公告次年度適用之各項金額，並明確規範CPI之計算期間與來源。此一制度安排，不僅提升行政效率，亦強化制度之透明性與可預測性，使納稅義務人得以事前掌握適用標準，降低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物價調整機制亦反映租稅法律中「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之區別。若僅維持固定金額，雖形式上對所有納稅義務人一體適用，但在通膨環境下，實際效果將對不同財富階層產生不均影響。透過動態調整，制度得以維持不同時期納稅人間之相對公平，確保稅負分配不因經濟變動而失衡。
綜上所述，第12條之一所建立之物價調整機制，係現代租稅制度中不可或缺之設計。其透過將稅法金額與經濟指標連動，使遺產稅制度得以隨時間調整而維持其實質功能，並在法律安定性與經濟彈性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九、累進稅率之憲法基礎與界限
遺產稅作為對財產移轉之課稅，其合憲性基礎，主要建立於憲法所承認之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原則以及對財產權之合理限制。此三者共同構成遺產稅制度正當性之核心基礎，亦為檢驗其稅率設計是否合憲之重要標準。
首先，就平等原則而言，憲法要求國家在課徵租稅時，應對於經濟能力不同之納稅義務人，採取合理差別待遇。遺產稅之累進稅率設計，正是基於此一原則，使財產規模較大者負擔較高比例之稅負，從而達成實質平等。若採取單一稅率，雖形式上對所有納稅人一體適用，但實際上將對不同財富階層產生不均影響，反而違反平等原則之精神。
其次，量能課稅原則為現代租稅法之基本原則之一，其要求課稅應以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力為依據。遺產稅以遺產淨額為基礎，並透過累進稅率反映財產規模差異，正是量能課稅原則之具體實現。特別是在高額遺產情形下，繼承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顯著提高，其承擔較高稅負具有合理性。
然而，財產權作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亦對遺產稅之課徵設下界限。過高之稅率，可能使納稅義務人實際上無法保有其財產，形同「實質沒收」，從而違反比例原則與財產權保障。因此，累進稅率之設計，雖得為差別待遇，但仍須維持在合理範圍內，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綜上所述，遺產稅之累進稅率制度，係在平等原則與財產權保障之間所形成之制度平衡。其合憲性並非源於單一原則，而係多重憲法價值交互作用之結果，亦即在保障基本權利之前提下，透過合理差別課稅達成租稅公平。
十、社會政策與財政功能之交錯
遺產稅制度除具有傳統財政收入功能外，亦承載一定之社會政策目的，呈現出「財政工具」與「社會調節工具」之雙重性質。
一方面，遺產稅係國家重要之財政收入來源之一。透過對財產移轉之課稅，國家得以取得穩定且具規模之稅收，支應公共支出需求。特別是在高齡化社會與福利支出增加之背景下，遺產稅收入更具有補充財政資源之功能。
另一方面，遺產稅亦被賦予財富分配之政策意義。透過對高額遺產課以較高稅率，制度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財富集中現象，並回應社會對於世代不公平之關注。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遺產稅所調整者，乃係「租稅負擔之分配」，而非直接對私人財產進行再分配。國家並未將遺產重新分配於其他個人，而僅係透過課稅方式調整其經濟效果。
從憲法觀點而言，在承認私有財產制度之基礎下，國家並無全面重新分配財產之權限。遺產稅之社會政策功能，僅能在租稅框架內發揮間接影響，而不得演變為對財產權之過度干預。因此，其社會政策目的應屬次要性質，仍須以財政目的與量能課稅為核心。
十一、經濟影響與政策考量
遺產稅制度之設計，除須符合憲法原則外，亦須考量其對經濟活動之影響。在全球化與資本高度流動之環境下，稅制競爭已成為各國重要課題，遺產稅之稅率與結構，亦不可避免地影響資本配置與投資行為。
首先，就資本累積而言，過高之遺產稅可能削弱財富累積之誘因。企業經營者或投資人，若預期其累積之財產將於繼承時被大幅課稅，可能降低長期投資意願，進而影響經濟成長。其次，在國際競爭力方面，高稅率可能促使高資產者將資產移轉至低稅負國家，造成資本外移現象，影響國內經濟發展與稅收基礎。
然而，若稅率過低，則可能削弱遺產稅之公平功能，使高額財富得以跨世代累積，進一步加劇財富不均。因此，制度設計必須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須避免過高稅率對經濟活動造成扭曲；另一方面，亦須維持一定之累進性，以實現租稅公平之目標。
此外，近年來遺產稅收入與特定政策支出（如長期照顧服務）之連結，亦顯示其在公共政策中的重要性。透過此種制度設計，遺產稅不僅影響私人經濟行為，亦成為社會福利體系之財源之一，進一步強化其政策意涵。
-遺產及贈與稅法-遺產稅之計算-遺產稅課稅結構-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二條之一=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三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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